【环球网报道】北京时间11月21日0时，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揭幕战（A组第一轮）在海湾球场打响，东道主卡塔尔队在主场最终0:2不敌厄瓜多尔队，这也使得世界杯东道主首战不败神话破灭。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比赛赛后，厄瓜多尔总统吉列尔莫·拉索第一时间发推庆祝球队胜利。

“当我们厄瓜多尔人发现自己像足球球员们一样备受激励并（为比赛）做好准备时，我们就能实现我们梦想的所有胜利。这是真正的各国之间的交锋。让我们继续，厄瓜多尔队，整个厄瓜多尔都在支持你们，”拉索写道，随后又在推文底下补充称：“厄瓜多尔创造了历史！当领导层面清晰，有目标并为之努力，作为厄瓜多尔国家足球队，它创造了历史！”↓

推特截图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于11月20日至12月18日举行，这是继2002年韩日世界杯后，世界杯再次在亚洲举行，也是中东地区的首届世界杯。接下来，卡塔尔队将在北京时间25日对阵塞内加尔队，而厄瓜多尔队将在北京时间26日与荷兰队交锋。

延伸阅读

卡塔尔世界杯揭幕：为何是“最贵最有争议的一届”？

背负着“金元足球”的争议和压力，卡塔尔终于迎来了第一次在阿拉伯世界举行的世界杯。

首次在北半球的冬季举行的这届世界杯，也是“最昂贵的一届”。一些媒体评估称，卡塔尔先后为之投入约3000亿美元。距离2022年世界杯开幕还有不到一周时，当初宣布卡塔尔赢得主办权的国际足联前主席布拉特却公开表示，选择卡塔尔“是一个错误”。因竞标腐败、劳工等问题，这又是一届“最受争议的世界杯”。

网络图片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预计，本届世界杯的全球观众或超50亿人，较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增加14亿人。伦敦布卢姆斯伯里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纳姆迪·麦迪奇对《中国新闻周刊》称，卡塔尔埃米尔（最高领导人）塔米姆·本·哈马德·阿勒萨尼正在实现他的目标：“让全世界每一个知道足球的人，都能拼出‘卡塔尔’。”

“2022年世界杯给国际足联带来了诸多质疑，卡塔尔也因此受累，他们不曾想到会遭受如此多的批评。”国际足联前发言人奎多·多尼奥尼在接受 《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不过，一旦大幕拉开，一切都会聚焦到比赛上，幕后的问题将不再重要。”

一次不成功的“压力测试”

卡塔尔首都多哈以北二十来公里，卢塞尔体育场如一只阿拉伯金碗摆放在波斯湾海边。12月18日，2022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决赛将在这座可以容纳8万名现场观众的体育场举行。这一天，也是卡塔尔的国庆日。

就在本届世界杯正式开幕前2个月，政府对卢塞尔体育场进行了一次“压力测试”：2022年9月9日，超过7.7万人涌入这里观看“卢塞尔超级杯”沙特队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在这场卡塔尔史上观众最多的足球赛之后，结果显示，测试并不成功：停车场到球场之间的摆渡车安排失当，许多观众被迫在高温中步行近一个小时进场；中场休息后，体育场内出现“水荒”，管道水和瓶装水都耗尽。同样不可思议的问题还有空调故障。参与测试的人对作为顾问受邀参与卡塔尔世界杯申办工作的法国斯凯玛商学院教授西蒙·查德维克说：“这不是小问题，是问题很严重。”

卢塞尔体育场（来源：铁建国际）

这样的场景似曾相识：2006年，同样在卡塔尔举行的多哈亚运会，精彩的开幕式刚结束，大雨倾盆，政府措手不及，现场失序，交通中断。人们不能不趟水跋涉，一些运动员在雨中滞留超过30分钟。后来，一位浑身湿透返回酒店的国际奥委会人士称，正是这一事件让多哈失去了竞争2016年奥运会主办权的机会。而现在，卡塔尔正在为2030年多哈亚运会做准备，并计划竞标更多国际赛事。

对卡塔尔而言，举办一届世界杯需要跨越很多障碍。第一个难题就是天气。虽然2010年12月，在确定2022年世界杯主办地的国际足联执委会议上，没有任何投票人提到天气话题，但国际足联后来公布的调查报告指出，会议前夕出具评估报告已明确提到卡塔尔在常规的世界杯夏季比赛周期内“平均气温很少低于37℃”，卡塔尔申办团队则称可以“开发新冷却技术”。

但没有等到“新冷却技术”诞生， 国际足联却于2013年10月成立工作组，研究如何为卡塔尔的天气改变世界杯赛期：避开夏天，避开斋月，还要避开冬奥会，并根据国际足联的规则卡在2022年日历年内完赛。11月到12月成了唯一可能的选择，即使这意味着迫近欧美圣诞假期，意味着各大俱乐部要在赛季期间放主力球员离队参赛，国际足联还要向作为其世界杯收入最主要来源的转播商们支付改期的补偿。

天气问题只是一系列困难的序幕，也是这些困难中最容易解决的一个。查德维克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虽然卡塔尔举办过一届亚运会及多次世锦赛，但世界杯和绝大多数赛会的区别在于规模，“建造、运营一个主体育场，与建造、运营8至12个人满为患的足球场不是一个概念”。每届世界杯几乎都会发生拥挤与混乱。卡塔尔竞标世界杯的当年，2010年南非世界杯热身赛期间发生踩踏事件，多人受伤。今年5月，法国欧冠联赛决赛期间爆发万名球迷闹场，100余人被捕，所幸未造成严重伤亡。

卢塞尔体育场内部（来源：铁建国际）

对当前常住人口不足300万的卡塔尔来说，问题更加严峻。据估算，本届世界杯将有120万到150万人在一个月内入境卡塔尔，超过该国2020年、2021年两年入境游客的总和。

将主体育场设在新建城市卢塞尔而非多哈，是关键一步。这固然有宣传新城品牌、与阿联酋等国的新兴金融城竞争、便于单独招待饮酒的外国游客等多重考量，但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其实是多哈无法承受世界杯期间如此巨大的人流、车流压力。麦迪奇指出，多哈平时就是一座拥堵的城市，世界杯期间的车流量更可能再翻十倍以上。

然而，卢塞尔距离多哈仅有20来公里，这意味着多哈仍会承担“最大压力”。查德维克今年9月探访时发现，政府正在做出“最大努力”：移民工人们被告知需要在世界杯赛期离开卡塔尔，赛程结束后才能返回；政府工作人员将在赛期内居家办公，所有学校也将关闭。但与此同时，他发现多哈的街头更加拥堵：供水和排污系统还在大规模施工中。

一些外部专家对此感到难以理解：本届世界杯的资金投入为历届之最，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20倍。与此同时，这也是近几届世界杯中债务压力最轻的一届。新加坡国立大学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多尔西对《中国新闻周刊》 指出，得益于主办地是“世界第四富裕的国家”，2022年世界杯最大的特点就是“钱基本不是问题”。有资本，有12年时间，基础建设为何仍如此艰难？

查德维克解释道，2010年到2022年是一个漫长的周期，对于85％的财政预算依赖于能源收入的卡塔尔而言，并非一帆风顺。2015年，中东经历了最近一次石油危机，参与足球运作的重要机构卡塔尔基金会一次性裁员就达万人。2017年沙特等国对卡塔尔的外交封锁，及新冠疫情导致的境外投资损失，进一步影响了卡塔尔政府收入。

因而，在过去数年中，卡塔尔的世界杯计划多次缩减，体育场建设数量也从最初计划的12个减少到8个：这是国际足联规定的最低标准。

即使如此，卡塔尔世界杯的投入仍从外界最初估计的950亿美元增长到最后萨瓦迪口中的“超过2200亿美元”预算。除了大型赛会常见的预算超支，查德维克指出，预算猛增是因为卡塔尔遭遇了更独特的困难：当国际社会的批评声铺天盖地而来，多哈的管理者们才意识到，关于世界杯的许多问题，他们在竞标时根本不曾考虑。

“卡塔尔买下了世界杯”

2004年1月，国际足联前发言人多尼奥尼作为2006年多哈亚运会顾问来到卡塔尔。他见到时任多哈亚运会组委会主席阿勒萨尼后，对方第一句话就是：“你觉得我们能申办一届世界杯吗？”

“我说：不，你们不能，卡塔尔太小了，气候也不合适。”多尼奥尼近日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道。

2009年，国际足联宣布启动2022年世界杯主办地招标。竞标者多是西方大国，没有人将卡塔尔视为对手。国际足联派出的专业评估组当时评估：卡塔尔是所有候选主办地中唯一的“高风险”地区。美国代表团直到结果公布时也不相信自己会输。多尼奥尼透露，时任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心向美国，“他的计划是：2018年给俄罗斯，2022年给美国，2026年给亚洲超级大国。卡塔尔不在他的计划内。”

卡塔尔位于波斯湾西南海岸的狭小半岛上，土地面积约1.15万平方公里，当时人口不足200万。这里第一家本土足球俱乐部在上世纪40年代英国殖民末期创建，比亚足联的历史更悠久。到20世纪初，卡塔尔足球已构建起三级联赛体系。然而，时任阿联酋沙迦大学教授的麦迪奇在卡塔尔竞标世界杯前后调研该国足球产业时，发现当地人对本国足球运动不甚了解。

11月10日，卡塔尔多哈的世界杯景观。图/新华

2010年，卡塔尔国家队在国际足联的等级分排名为113名。麦迪奇回忆道，人们甚至“说不出自己国家任何一个球员的名字”。这是当时中东足球业的常态：顶级联赛和下级联赛之间没有晋级和降级机制，观众席总是空荡荡，免费的包厢放上免费的零食也没有人来。一些外援和教练被引进，但在他们家乡欧洲的俱乐部，人们传言：只有失败者和“淘金者”才会去卡塔尔。

面对国内现状和国际质疑，卡塔尔为何要申办世界杯？卡塔尔大学教授、卡塔尔大学体育科学项目原主任马赫福德·阿玛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2009年到2010年的竞标季，距离卡塔尔政府“认识到体育的力量”才过去三年。就整个中东地区而言，发展体育事业不是因为“游牧时期的远古传统”，而是因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场现代化战争”。

1990年，海湾战争爆发，中东成为冷战结束、国际局势剧变时期最早被点燃的火药桶；2001年“9·11”事件爆发，宗教恐怖主义成为国际社会聚焦的重点，其落点又是中东。石油、脆弱、保守、极端、受外部力量左右，逐渐成为该地区的标签。阿玛拉回忆道，海湾各国被迫开始重建自己的地区和国际影响力网络，而兴起的“软实力”概念则成为“补偿安全脆弱性”的关键路径。投资传媒、航空、体育，成为中东各国不约而同选择的道路。

卡塔尔进行了几次尝试：创建半岛电视台、卡塔尔航空，以及承办亚运会。2006年，卡塔尔第一次承办超大型国际赛事，也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届亚运会。近半个世纪不遇的大雨导致意外不断，但投资空前的开幕式吸引了全球17亿观众，让欧洲人罕见地被亚运会吸引，甚至引来此后奥运会开幕式的团队“取经”。这也是卡塔尔首都多哈第一次成为全球闻名的城市。阿玛拉指出，这次经历成为卡塔尔在“通过体育实现国际战略的里程碑”。

卡塔尔地标之卡塔尔明珠

亚运会结束当年，更大的布局就悄然在足球领域展开。西方媒体称，担任卡塔尔投资局和卡塔尔国家奥委会负责人的塔米姆·本·哈马德·阿勒萨尼是幕后掌舵者。他是当时的埃米尔的第四子，但已被外界视为接班人。

查德维克是受邀参与卡塔尔世界杯申办工作的外国顾问之一。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卡塔尔在2006年到2008年间已经形成了要竞标世界杯的共识。2006年底，卡塔尔全面改革联赛机制，参与亚冠联赛，成立了第一个培训体育专业人才、从事体育交流的精英学院（Aspire Academy）。

同时，多支卡塔尔资本开始入局欧洲顶级足球俱乐部。成功申办世界杯后不到半年，卡塔尔主权财富基金以5000万欧元拿下巴黎圣日耳曼70％的股份，并在当年砸下8400万欧元引援，使巴黎圣日耳曼在2013年到2019年期间六夺法甲联赛冠军。

与卡塔尔几乎同步，阿联酋、巴林、沙特等中东国家也将对外投资重点转向欧洲各大足球联赛。虽然一级方程式赛车巴林大奖赛的投资回报率也很高，但查德维克指出，相比流行于部分地区或特定群体的赛事，足球的普及程度最高，国际足联的成员有211个，比国际奥委会还多5个。世界杯和欧冠联赛是全球观众最多的两大体育赛事。另一个因素是：任何体育运动都不像足球那样在欧洲大国中具备商业和政治影响力。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詹姆斯·多尔西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理解中东国家与其他国家投资体育的目的区别，才能抓住整个“世界杯故事”的脉络。“中东国家投资体育的目标不止于盈利或软实力，而是寻求在国际上的合法性。更直白地说：中东国家希望通过软实力建设，让多数国家、特别是主要国家认同自己是正常、现代的国家，从而维持与国际社会的合作，得到主要国家的保护和支持。”

“你情我愿的交易”

时间来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任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后来透露，因为金融危机对高成本大型赛会的未来造成不确定性，导致国际足联的主要赞助商有意减资，国际足联执委会被迫决定，打破“一次竞标一届”的传统，在2010年同时决定2018年和2022年两届世界杯的主办地。其中2018年是“回归欧洲”，因而2022年必须由非欧洲国家承办。

与此同时，受金融危机后的能源价格上涨刺激，卡塔尔国内生产总值（GDP）不降反升，到2009年已较五年前翻了一番。更进一步，卡塔尔将自己申办世界杯描述为“第一届中东世界杯、第一届阿拉伯世界杯”。这种说法借鉴了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并搭配了“部分赛事可在周边国家共同举行”的舆论传出。

法国斯凯玛商学院教授西蒙·查德维克形容，这是一场在特殊节点的“双向奔赴”。他指出，卡塔尔契合了国际足联在金融危机后对中东这个“最大潜在市场”的关注：这里经济形势向好，不缺乏足球热情，从沙特到伊朗的本土球赛常能吸引上万观众，而职业联赛发展落后、观众流失，恰好是国际足联介入的机会。

2010年12月1日，卡塔尔历经国际足联执委会22名成员四次投票，先后击败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美国，获得2022年世界杯主办权。消息传出，欧美震动，几乎没有人相信这是一场正当的胜利。国际足联秘书长瓦尔克在一封邮件里说“卡塔尔买下了世界杯”。

迫于舆论压力，国际足联聘请美国法学家加西亚主持独立调查。一份盘根错节的交易图景随之展现在世人面前，2006年以来卡塔尔在足球事业的布局几乎都牵涉其中。

调查人员发现，卡塔尔以培训合作名义开设的精英学院与泰国的合作格外密切，而这又和持有投票权的国际足联泰国执委马库迪产生关联。调查聚焦于一次令人怀疑的会议：卡塔尔和泰国双方人士在会上讨论了一份巨额天然气合作协议以及“促进足球合作”。

接受调查时，涉事人员宣称那场会议就是涉及这两个话题，一部分人只讨论天然气，另一部分人只讨论足球。加西亚在最终调查报告中指出，没有人能解释清楚：为什么一次会议上会出现这样两个“完全不相干”的话题。

调查还指向更高层的介入。2010年11月，持有投票权的国际足联副主席、欧足联主席普拉蒂尼去参加一次午餐会。普拉蒂尼对调查员说，他本以为这是和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的私人午餐，但到场后却发现卡塔尔埃米尔的第五子、时任卡塔尔首相也在座。当然，普拉蒂尼补充道，两国政府都没有明确要求他给卡塔尔投票。

遭遇诸多阻力后，加西亚于2015年9月提交了长达430页的调查报告，国际足联随后表示，卡塔尔的行为并未影响投票结果的公正完整，因而不必进行重新投票。此后，一系列源自瑞士、美国、法国等地的调查逐步展开，包括布拉特、普拉蒂尼等在内的高层遭到司法指控，但对2022年世界杯投标是否存在腐败的结果，并无定论。卡塔尔方面称，这些指责是恶意且含有种族歧视的。

长期研究国际足联腐败问题的美国密歇根州立法学院荣休教授布鲁斯·比恩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调查和处置有关世界杯的幕后交易几乎是不可能的。“当一个来自卡塔尔但正在法国‘旅行’的人，向一个国籍秘鲁但住在美国的人行贿，然后这笔钱被送到开曼群岛的银行，谁能调查这笔贿赂？”他说，“诚然，国际足联受其总部所在国瑞士的法律管辖，但几乎没有犯罪会发生在瑞士。”

不过，所有受访者都表示，贿赂丑闻不会影响本届世界杯的成败及卡塔尔的声誉。“腐败一直在国际足联内部盛行，1998年法国世界杯和2006年德国世界杯也未能幸免，卡塔尔只是和其他国家遵循了同样的游戏规则，”查德维克说，“只是他们可能花了更多的钱，所以‘玩’得更好。”他指出，现在回顾这段历史，人们不应忽视的是：卡塔尔有举办世界杯的需求，国际足联也有在中东推广足球的目标，这最终是一场“你情我愿的交易”。

“不可思议的转变”

申办成功之初，卡塔尔人并未预想到世界杯需要他们做出怎样的改变。英国《卫报》调查称，卡塔尔竞标世界杯成功后的三年间，500多名尼泊尔工人和700多名印度工人已因高温和加班倒在大规模建设一线。他们的身份证被收走，没有食物和饮水保障，许多人拿不到工资，甚至要向劳务公司倒贴资金。

在卡塔尔，这不是新鲜事：该国只有15％的常住人口为卡塔尔公民，占常住人口近85％的是涉外公民，其中以来自南亚的廉价劳工为主。他们没有公民权，甚至受卡塔尔法律要求不能主动更换雇主。这是因为一种名为“卡法拉”（kafala）的制度，源自伊斯兰教法，在上世纪中叶海湾国家开始大规模开采石油时再度兴盛，留存至今。

哈桑·萨瓦迪一直试图解决劳工问题。他是“交付和遗产最高委员会”（下简称最高委员会）的秘书长，这是卡塔尔政府为2022年世界杯设置的组委会。2017年11月，新加坡国立大学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詹姆斯·多尔西在一场国际会议上和萨瓦迪相遇。让多尔西感到不同寻常的是，萨瓦迪坦言“很多人对国际足联选择（卡塔尔）感到不满”，并指出劳工问题等显示挑战确实存在。

“我理解人们很容易愤怒，我们生活在一个理想被戳破的世界，”萨瓦迪说，“但我们正在实现难以想象的目标。”

“和任何社会一样，卡塔尔国内存在派系，存在对世界杯的观点分歧。”查德维克说，萨瓦迪及其领导的最高委员会被视为“开明派”。萨瓦迪本人留学英国，会说四种语言，还曾在欧美从事律师事业。问题是：他不是劳工部长。更复杂的是，卡法拉制度涉及的雇主担保问题由内政部管辖。

2010年以来，查德维克多次参与最高委员会和卡塔尔政府部门间的会议，来自沙漠部落传统的“大议事会”风格让他备受折磨。“这种决策方式当然有其历史原因，但现实是，就任何问题，各部门间都要进行漫长的大讨论，寻求所谓‘中间道路’。”查德维克说，“我的感受是，这就像在市场里讨价还价。”

转变出现在2016年。2013年，老埃米尔决定逊位，塔米姆·本·哈马德·阿勒萨尼成为阿勒萨尼家族第一位不依靠政变顺利继位的领导人。1980年出生的他当时才33岁，是卡塔尔历史上最年轻的领导人和当时阿拉伯世界最年轻的国家元首。相比父亲，新君主和萨瓦迪有更多的共同语言。他们都曾留英，萨瓦迪是塔米姆在卡塔尔投资局的总法律顾问，也是塔米姆领导2006年亚运会组委会时的重要助手。

西方媒体称，因为在军队等部门“缺乏根基”，塔米姆就任埃米尔后没有迅速开始大规模改革，但一些旨在提高政府效率的部门合作和预算削减悄然展开。2016年1月，塔米姆对卡塔尔政府进行了一场“旨在提高政府运作效率”的改革，多位部长被撤换，部门被合并。在查德维克的印象中，“大约从2015年开始”，他感受到卡塔尔政府的决策效率提高了。

劳工问题终于得到解决。2017年10月，国际工会联合会和卡塔尔政府签署协议，超过200万移民劳工的法律地位一朝改善：工人不再需要雇主的许可就可以跳槽或离开卡塔尔，也不再需要缴纳“招聘费”，八个政府开设的招聘中心为他们排除来自雇主的不平等合同条款。

对卡塔尔而言，这意味着突然增加世界杯筹备成本。仅2020年，卡塔尔政府就为隔离和治疗感染新冠的劳工额外支出8亿美元。2020年8月，政府还为全体劳工设置了1000里亚尔（275美元）的每月最低工资标准。国际劳工组织指出，这是中东地区“第一个非歧视性最低工资标准”。政府还要求劳工公司偿还此前收取的招聘费，媒体报道称目前已返还2000多万美元。

其他变化也同时出现。2020年12月，卡塔尔政府表示允许在2022年世界杯期间出现彩虹旗。同期，萨瓦迪对外宣布，卡塔尔调整了来自伊斯兰教法的禁酒政策，赛事期间每天许可最多19个小时的酒精饮料销售。不过，今年11月18日发布的最新政策要求，世界杯八个场馆周边彻底禁止售卖啤酒。

多位专家指出，卡塔尔能够迎来这些“不可思议的转变”，除了领导者的思想变化外，还有多重原因。查德维克认为，关键在于卡塔尔意识到了世界杯的“聚光灯效应”：当国际劳工组织和人权团体开始谈论这里的劳工权利问题后，各国足协、俱乐部、球星乃至国际足联的主要赞助商们也加入了关注和批评的行列，如果主办地不能妥善回应关切，所有人的利益都会受到损害。

但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詹姆斯·多尔西指出，“聚光灯效应”始终存在，在卡塔尔之前举办世界杯的各国也曾遭遇有关腐败、人权问题的指责，却“从未有一个国家在立法和制度上做出卡塔尔这样的改变”。

这也正是多尔西支持卡塔尔承办本届世界杯的原因：和那些“较大的国家”不同，卡塔尔是一个罕见的“承办超大型赛事的小国”，其国际影响力和国家安全几乎完全依赖“软实力”而非军事能力。这意味着国际认可、国际声誉对卡塔尔的重要性，远胜于此前所有世界杯举办国。“卡塔尔世界杯最大的意义正在于此：之前多届世界杯的真正遗产只是债务和废弃场馆，只有卡塔尔世界杯是一届为主办地带来真正改变的世界杯。”

不过，并非每个人都喜欢和接受改变。2019年11月，卡塔尔启动世界杯建设的第九年，查德维克在多哈的乔治城大学卡塔尔中心作了一次关于世界杯的演讲。演讲结束，一位年过七旬的本地老人拦住他：“我不想在我的国家举办世界杯。”“为什么？”“因为它冒犯了我的传统伊斯兰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