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成都地铁被诬陷偷拍案择期宣判，被告女生未到场）

时隔5个月，“成都一男子地铁被诬告偷拍”案有了新进展。

何先生面对媒体的镜头 图片来自红星新闻

11月3日下午14时，该案当事人小叶诉两名女子一般人格权纠纷案在成都铁路运输第一法院开庭审理，因涉事女生申请，此案不公开审理。下午16点40分，大象新闻记者从当事人小叶（化名）处获悉，经法院审理，案件择期宣判。

相关新闻

男子遭"诬陷"地铁偷拍起诉维权：脱鞋自证 被架下列车

在接受3-4小时的调查以后，第二天凌晨，何先生走出了派出所，他感到胸闷、无力，呼吸不畅，“心里很沉重”。 他没有直接回宿舍，而是径直去了医院急诊科。CT、抽血、心电图，一系列检查下来，没病，但“心”的确不舒服。 从凌晨1点到凌晨5点，在等待检查报告的时间里，他一个人坐在嘈杂的长廊里，用手机写下6千多字长文，讲述自己在地铁被“诬陷”偷拍一事。两天内，这篇发布在网上的长文阅读量近2000万。 这是今年6月份的一天。当此事出现在自己身上时，何先生问自己，“为什么是我？” 经历重重困难，事发两个多月后，8月25日，何先生收到了成都铁路运输第一法院的立案通知书，该院已经受理了他与涉事女乘客的“一般人格权纠纷”案件。“我的诉求是对方公开赔礼道歉、进行经济赔偿。接下来的，就交给法律。”

聚完餐坐地铁，被“诬陷”偷拍

8月27日，红星新闻记者见到了何先生，这是他在事发以来第一次面对镜头。这天，他穿着事发当天的着装：衬衣、牛仔裤和那双被指为偷拍工具的“反光运动鞋”。他至今依然想不通自己的这身装扮，为什么会被认为是偷拍者。

今年6月12日，他的一篇自述长文传遍网络。文中讲述了他在地铁上被怀疑用鞋面偷拍女性乘客，并被要求当众脱鞋、脱袜自证清白，后被架出车厢，单脚站立在人来人往的扶梯处，受众人关注的经历。

这是他不愿回忆的一晚，直到现在，他都不愿再回看那篇自述——他怕再次被拉扯进那样的环境里，这让他倍感压抑。

6月11日，如果没有那晚地铁上的一幕，他当天应该是非常开心的。那一天，他在凌晨的黑夜中爬上龙泉山，看了日出；晚上还和高中同学聚了餐。在聚完餐回公司宿舍的地铁上，意外发生了。

被质疑偷拍的鞋 图据受访者

他记得，当列车到达成都地铁火车南站后，有一名女性大喊起来“你是不是在偷拍”，被指偷拍的工具，正是他脚上的那双鞋。当时，这双鞋被指发着“绿光”，像是一枚摄像头。随后，列车安全员闻声赶来，何先生被要求脱去鞋袜，随后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架着下了列车。

此后，在等待警察到来的半个多小时里，他又被要求靠墙单脚站在乘客上、下的扶梯口。后续，双方被带到派出所接受问询与调查，直到第二天凌晨。

何先生表示，这期间，他很少替自己辩解，就算对方坚持说他的鞋子上有“绿光”，有摄像头时，他也保持克制，等待对方先讲完。最终，警方调查后，证明了他的清白。在对方不情愿地说出“对不起”后，他才精疲力竭地离开。

8月29日，红星新闻记者从警方了解到，当时经过民警检查，就已查明何先生鞋子内未藏有偷拍设备，不存在偷拍的违法行为。之后，何先生起诉，他们也依法依规调取了当事人的信息。

“诬陷”的成本太低了，他想要回清白

从派出所离开，何先生没有直接回宿舍，而是径直去了医院急诊科。CT、抽血、心电图，一系列检查下来，没病，但“心”的确是不舒服了。

他需要疏解，需要寻找车厢里的证人。有写文字习惯的他选择在网上还原，“让大家知道遇到这样的事，是怎样的感受。”

发表长文的微博账号是新注册的，已隐去了个人信息，但意外的近2000万阅读量也让他有些害怕。评论有好有坏，还有人说他在炒作。

何先生害怕个人信息泄露，怕被网暴，情绪压抑，无法工作，当天就给公司领导请假。 “总经理说他支持我，公司也支持我。”他不敢回宿舍，一个人去外面住了一周的酒店。

8月27日，何先生穿着事发时的鞋接受媒体采访

关注、留言的人越来越多，他就抱着电脑在酒店里一条条看网友给他的留言。他坦言，在无法向身边人言说的时间里，陌生人的善意给了他莫大的支持与鼓励。

何先生说，在派出所，其中一位女性曾给他道了歉，而另一位女性则拒绝道歉。但对方道歉的态度及语气，让他感觉敷衍。

他觉得自己全程什么都没做，也没为难任何人，却仅仅因对方一句“有绿光闪过”“在偷怕”就被要求当着全车乘客的面脱鞋，被架着下地铁，接受众人注视，被拍下照片，被警察带进询问室……

“她们怀疑别人，我就要证明自己，但怀疑别人和证明自己的精力成本完全不对等。”他认为诬陷的成本太低了。而何先生明白，派出所无法因这样一句话就给对方作出实质性的处罚。

同车厢乘客的证人证言 图据受访者

法院已以“一般人格权纠纷”立案

出了派出所，何先生便决定起诉维权，要回自己的清白，也要求对方公开赔礼道歉。他认为这是为了维护个人尊严的抗争。

着手维权后，何先生发现这个案子不仅关系到他个人，或许还关系着“很多人”。他说，在自己的事情公布后，至少有5个在地铁上被质疑偷拍的人曾联系他（后来都被警方证明清白）。他们相互倾诉，想要一起维权。 “我们不能闭着眼睛或是捂住耳朵说‘不存在’。”

他又联想到曾经上过热搜的类似事件。他认为，如果这些事件当时就有定性或有结果，他在处理这件事上就会有一个准则，“因为之前的不了了之，到后来我们遇到这些事时，也不知道如何去面对、去处理。”

“维权也是想要一个结果，一个答案。”他认为还是需要一点“较真”，到底谁对谁错，要有个定性，而不仅是一个调解。

但最终5位决定维权的人都陆续放弃了，最后一位坚持的人因为拿不到证据无法立案，于近日放弃。“他曾问我要不要坚持，我给的意见是自己要衡量，因为我的维权也很难，需要花很多精力。”

有相似经历的人联系何先生 图据受访者

何先生介绍，仅这次起诉的律师费，就要花去他一个月工资，而他还要在准备考试、工作的同时去起诉，“派出所在南边、律所在北边、地铁公司在东边。”他常常要多方奔走，由于舆论关注度高，愿意接手案子的律师少，立案程序也更加复杂。期间他经历了“无证据无法立案，未立案无法调取证据”的尴尬局面，又因管辖权异议，案件被退回补充证据。后来有两位同车厢乘客联系到他愿意为他作证，提供了书面的证人证言，才于近日获法院立案。

法院出具的受案通知书显示：何先生诉两名女子“一般人格权纠纷”一案，成都铁路运输第一法院已受理立案。而在何先生的起诉诉求中，其要求对方公开道歉以及赔偿损失。何先生表示，他原本只想让对方赔偿1元钱，后来还是按正常的金额去做了主张。

对于何先生的起诉，四川一上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林小明律师认为，整个维权过程，何先生都表现得非常克制及冷静，他没有选择过激的方式，而是走正当程序维护自己的权益。从他个人而言，是支持何先生维权的。他认为，这个维权并非多余或是过激，出现类似情况就应像何先生一样通过正当手段维护权益。在林小明律师看来，何先生之所以维权并非仅因“诬陷”，而在于误解他人的一方未能诚挚对误解致歉。“法律是道德的最低标准”。当误会得到澄清时，有错一方应真诚道歉获取被侵权人的谅解，否则，就应当以法律的方式让相关人员明白界限所在。

受理案件通知书 图据受访者

“真正胜诉的那一天，会取下口罩”

何先生认为，对方必须意识到自己错了，站出来觉得自己做得不对，然后道歉。如果自己都不觉得有错，“只是因为别人或法律的要求而道歉”，他作为当事人不能接受。

何先生是四川南充仪陇人，他说老家的人不会过多关注网络事件，就算知道，也不会知道当事人就是自己的家人。为了不让家人、朋友担心，这件事他没跟任何人说，他认为当天一起聚餐的同学可能通过新闻报道能联想到就是他本人。可他没说，大家也都保持默契地心照不宣。

这次采访，是他第一次面对镜头，他要求将口罩戴上，他说其实自己是一个很随性的人，戴上口罩说话是一件很难受的事，“直接说话要坦然很多……但不想他们为我担心这么久。”

何时能取下口罩？他认为是案子真正胜诉的那天。

现在，他已不想再坐地铁，就算上了地铁，也会先摘掉眼镜，尽量找一个人少的地方坐或者站着。如果要看手机，“就这样平着看，不敢立着看了”。他怕同样的事情再来一次。

为了抚平心里的伤，何先生说自己做了很多努力，除了向人倾诉以及汲取网友的鼓励外，最主要还是得靠自己。

何先生

他觉得自己的内心还算强大，在经历这件事后，心理承受能力会更强一些，“一点一点成长。” 至于这样的伤痕多久能愈合？“只是好些了，我觉得诉讼完成了，我会好很多”。他也知道“时间是一剂良药”，之后他要将更多精力花在考试和工作上。

采访最后，镜头跟着何先生一起往前走，他突然转头笑着说“是不是要这种走向光明的感觉……”

当天，是个艳阳天，天空特别的蓝，那一刻，他刚从房屋的“阴暗”处走向了“阳光”里。

红星新闻记者 章玲 摄影记者 王勤

编辑 于曼歌